沉浮八十载

——记我校胡锡骥教授

他一生坎坷，几经波折。

童年时代，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并没有阻碍他求知的热情。青少年时代，他怀揣抗日救国思想，考入了国民政府空军幼年学校。195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57年，他经历了沉重的浩劫，被打为“右派”。及至文革仍在迫害中坚持十年如一日的自学英文；直到1979年，他被改正错划了22年的“右派”，得以重返讲台。

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他从不浪费时间，抓紧分分秒秒汲取知识。在重返讲台后，他在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工作等一系列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就是胡锡骥教授。

身陷囹圄，坚忍不拔

胡锡骥教授于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满腔热情想要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通往梦想的道路曲折起伏。他26岁那年，因说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先后被送到内蒙古一个偏僻的农场及朱日和铁矿山被迫进行劳动改造。改造期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忍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各种摧残，但是在这3年零8个月的改造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改造期间也曾有可以提前回来的机会，但他却从没有去跟其他人争这个机会，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他们也许比自己更需要这个机会”。

800多天之后，他被解除了教养，但仍坚持自己的思想而没能摘掉“帽子”。问心无愧的他，也就没再纠结于此。之后，胡教授在学校做有关于行政方面的工作，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他很少上台讲话，他一直信奉的原则是“宁可不说话，也不能说假话。”即使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也从未丧失过对国家的信心，他绝不相信国家不要科学，也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锲而不舍，天道酬勤

当时中国学习英语或英语水平较高的人十分稀少，于是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英语自学之路。由于白天劳动，每天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学习，92元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他唯一的学习工具。而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51元7毛5分。也就是说要买这台收音机，差不多是两个月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也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拥有这台收音机的同时，也拥有了收音机里的英语900句。

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的英文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1977年因英语教师奇缺，学校派他当了两年的英文老师，这也为他后来从事有关英文翻译等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1年国家为了培养急需的经济建设人才，从中科院、教育部和农业部分别选派100人出国访学。全国农口有1000多人参考，他以全国第五名成绩被录取。那一刻他深知自己10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他因为这次机遇被选派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学成归来后，他的英语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由于业务学习而成为世界农经学家学会成员。1985年，他与柯炳生一起担任中德合作研究中心德国学者讲学的翻译。并在之后的多次国际讲学中担任翻译，他也真正体会到了为国家出力的那份快乐。1986年受联合国曼谷分部邀请是我国出席“畜产品价格磋商专家会议”唯一代表。

55岁时，胡教授来到我校，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和《世界农业》等课程。他想让农学院学生更多地了解西方和世界。1993年退休后，他继续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研究，从未停下手中的笔杆，他要让自己的学术思维一直地保持下去，虽然岁月不饶人，但好学向上的心却是永远也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退。退休后的他曾经历了两次癌症的折磨，但他乐观坚强地挺了过来，现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学习的好习惯。

得失成就，硕果累累

文革结束后，胡锡骥教授重新站在讲台上，继续讲课。他当时讲授的课程有:《世界农业经济》、《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专业英语》等8门课程，并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研究生开设《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课程。在其后的教学生涯中，胡教授主编翻译了《农业经济专业英语读本》、《农场管理学》等若干著作，发表了《联合国援建内蒙古翁牛特旗示范牧场建场工作报告》、《中国畜产品价格》等六十多篇文章。

甘做灯塔，指引方向

胡教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学者，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头至尾通读了两遍，从字里行间读懂了许多的客观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这为他的学术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他建议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应学习《资本论》、《国富论》、《通向奴役之路》、《通论》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当然，范围和深度有所不同。但一定要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

现在的大学生相当部分是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胡教授希望帮助学生能够重新认识自我，改变自我，建立自信心，树立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理想与信念，并为之努力学习，让学生明白机遇永远只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采访人：王艳霞